原标题：手无寸铁的百万兵

　　——纪念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89周年

　　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，是被铁与火重新锻造的中国。

　　白山黑水，寇骑横行；长城内外，烽燧相望。“九一八”的枪声犹在耳畔，热河弃守，《塘沽协定》墨迹未干，华北之大，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。

　　那是一个耻辱与血性同时抵达顶点的年代——

　　战场上，是几十万大军的一溃千里；

　　战场外，是“一二·九”的青年在寒风中嘶哑的呐喊。

　　山河破碎，神州板荡，生灵涂炭，家国飘摇。

　　正是在这样的年月里，一群手无寸铁的人，决定赴汤蹈火。

　　他们没有一兵一卒，一支笔便“胜过百万兵”；他们没有一枪一弹，一腔热血唤醒沉睡的山河。1937年11月8日，苏州河畔的炮声里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(简称“中国记协”)的前身“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”在上海宣告成立——世称“青记”。

　　短短数年，2000余名进步记者汇聚在这面旗帜下，以新闻为炬、以纸笔为刃，为民族解放奔走呼号。

　　2000年，经国务院批准，11月8日——“青记”诞生的这一天，被确立为中国记者节。

　　89年前，一把火炬在民族危亡的暗夜里点亮；今天，“青记”的精神火种依然灼灼。

　　值此“青记”成立89周年之际，让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源而上，重返那个风雨如晦却弦歌不辍的年代，在炮火与墨香的交响中，重温中国新闻人以笔为枪、以纸为旗的峥嵘往事，叩问来路，守护初心，担当如始。

　　一场座谈：

　　长夜里的一粒火种

　　淞沪的战火，是从一个子夜开始的。

　　1932年1月28日晚，日军突然进攻上海闸北，淞沪抗战爆发。驻守闸北的中国军队当即奋起还击，夜色沉沉的街巷，铁甲轰鸣，枪声四起，街巷变为火线。炮火撕裂了夜的宁静，也撕裂了一座城市的沉默。

　　在上海《新闻报》实习的陆诒，于睡梦中被惊醒。这位21岁的青年疾步登上宿舍楼顶，抬眼望去：敌机盘旋夜空，火光冲天。民族的义愤，在那一刻于他胸中点燃。得知调派记者遇到困难，他主动请缨奔赴前线。一位老记者带着他乘出租车到火车站附近，临下车前，陆诒对司机说：若两小时未归，不必等候。

　　不想，此去便是两个多月。

　　两个多月里，这个瘦削的青年深入战场，写下一系列前线短讯、战地特写：中国军队在闸北、吴淞的血战，商务印书馆在烈焰中倾颓，难民流离于断壁残垣之间。日本侵略者的暴行，经过中国记者的真实记录，被昭告天下。直到《淞沪停战协定》签字，他才回到报馆。

　　然而，所谓的“停战”，只是炮火暂时停歇。这一纸屈辱的协定，使日军得以保留驻兵据点。黄浦江上，日军军舰游弋，抗日舆论随之收紧，救亡之声只能转入半公开的隐蔽状态。

　　但火种既已埋下，便要发出光亮。

　　几个月后，陆诒与新声通讯社的青年记者恽逸群、袁殊，在上海霞飞路一家名为“文艺复兴”的小餐室里聚会，决定定期举办记者座谈会。此后，羊枣、朱明、邵宗汉、夏衍、石西民等记者陆续加入，聚会慢慢由少数同行的偶然相聚，固定为每周一次的定期研讨。

　　这方自由的园地，生长在战火的荆棘丛中。

　　彼时的上海，各方势力盘根错节、帮派交织，新闻从业者鱼龙混杂，风气颓败——有萎靡的笔，有变节的笔，有缄默的笔。“记者座谈”聚拢起一批爱国进步记者，他们在此研讨新闻、剖析时局、声援抗日，并在《大美晚报》中文版开设《记者座谈》专栏，将座谈所得整理成文发表。

　　在这里，他们探讨记者人格与职业操守，提出新闻记者当为“民众的喉舌、民众的耳目”，秉持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操守；他们抨击报业乱象，坚守新闻良知与天职，传递抗战真相，以新闻人的担当求索救国之路。

　　一个团体：

　　西北风来，星火成炬

　　历史在1935年，把一位年轻人推上了中国新闻的大舞台。

　　这一年，26岁的范长江，以《大公报》旅行记者的身份，开启历时10个月的西北之行。他单骑入陇，翻越祁连，写就数十篇新闻通讯，结集为《中国的西北角》和《塞上行》。《中国的西北角》一经面世，短时间内连印9次，均销售一空。

　　他在这部作品中不仅如实记述红军长征的行迹，打破了坊间的不实谣传，还细致描摹西北各族民众的生存境况，剖析地方治理积弊；更一针见血地揭穿日本觊觎西北的图谋，警示国人警惕侵略者西进的阴谋。中国新闻史由此高高扬起一声号角：

　　记者，始终挺立时代潮头！

　　1937年2月9日，范长江抵达延安。凤凰山的窑洞里，灯火如豆，他与毛泽东彻夜长谈10小时。谈的是持久抗战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是这个民族在绝境中的生路。2月14日，他赶到上海，连夜伏案赶稿，次日于《大公报》刊出《动荡中之西北大局》，冲破重重舆论封锁，独家披露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：

　　现在共产党之转变，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实为之证明，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，认为中国不能倡导人民阵线，盖人民阵线为国内的对立，中国此时不需要国内的对立，中国此时需要和平统一，以统一的力量防卫国家之生存……照中国实际政治情形需要，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走到统一的民族阵线即是统一国力，集中力量，以求对外图存。

　　一纸风行，举国争读。范长江的重要判断在上海进步新闻圈广为流传，为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人们，带来陕北团结抗日的真实声音，也带来冲破迷雾的曙光。

　　然而曙光未及铺展，卢沟桥的枪声便骤然而至。1937年7月7日，七七事变爆发，全面抗战的烽火燃起。华北危在旦夕，战火随时会蔓延至江南大地。

　　7月间，周恩来在上海向胡愈之、夏衍等同志传达党中央指示：广泛团结爱国新闻工作者，组成统一战线。胡愈之、夏衍、羊枣等人随即在上海记者座谈会上，商定建立一个新闻记者团体，并再次开会讨论具体筹备事宜，推举范长江牵头筹备工作。因当时参加者多为青年人，范长江提议可先从团结青年人开始，将组织定名为“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”。

　　在此期间，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爆发，上海战局急转直下。

　　11月8日晚，苏州河两岸炮声隆隆，烈焰腾空，中国守军含泪撤出闸北。就在距离苏州河防线数百米的山西南路南京饭店内，范长江、夏衍、袁殊、恽逸群、章丹枫、王文彬等24位创始人中的15位记者，冒着炮火从各处赶来，齐聚一室，宣告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正式成立。陆诒、孟秋江等创始人因战地采访未能到会。

　　窗外是救亡的炮火，窗内是图存的宣言——

　　范长江报告筹备经过，阐释协会为民族解放而努力的宗旨，通过《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章》，推举范长江、羊枣、袁殊、恽逸群、朱明为总干事，夏衍、邵宗汉等为候补干事，当时登记会员共24人。

　　一边是山河的沦陷，一边是使命与初心。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“青记”，就诞生在这两种命运的交界线上。

　　一份宣言：

　　四天后的沦陷与一群人的挺进

　　1937年11月12日，“青记”成立四天后，上海沦陷。孤岛时期，风声鹤唳。早在成立时，“青记”便授权范长江到武汉筹备分会事宜。

　　1938年3月30日，“青记”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青年会二楼礼堂举行。

　　这是一次穿越战火的大会师——

　　出席会议的除了上海、武汉两地代表外，还有来自长沙、广州、西安、成都、重庆、厦门、香港以及南洋的各地代表。他们冲破战火与交通阻隔，一路跋涉而来，只为凝聚爱国力量、同筑共赴救亡的阵地。

　　马来西亚槟榔屿《现代日报》总编辑曾圣提，集结多位华侨青年组成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，1937年11月在新加坡登船北上。他们原定赴南京采访，途中惊闻南京沦陷，改道辗转抵达汉口。后来，这支记者团全员15人加入“青记”，曾圣提当选“青记”理事。他们分赴华中各个战地开展采访，将一篇篇战地实况，传递给南洋万千侨胞。

　　另一位代表、被誉为“作家记者”的厦门《星光日报》特派战地记者赵家欣，经郁达夫、范长江举荐，先后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、“青记”大会。会后他奔赴台儿庄，在战地通讯中写道，面向着漫天的烽烟，自己怀着沙漠旅行者发现水草一样的心情发掘到生命光辉，于是把年轻的生命，投入在战斗巨人——亲爱祖国的怀抱里。

　　除各地代表之外，各界来宾也莅临“青记”一大会场，总人数近百人，在战时汉口称得上一场声势不凡的盛会。邵力子、于右任、郭沫若、沈钧儒、潘梓年、张季鸾、王芸生、邹韬奋等政界、文化界、新闻界知名人士到会祝贺。苏联记者罗果夫，美国记者爱泼斯坦、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也到场参会。

　　不同党派、不同信仰、不同国籍的人坐在一起，讨论同一个话题：新闻界如何团结抗战。

　　为了便于团结广大记者，扩大抗日新闻统一战线，“青记”一大会前便将“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”更名为“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”；会标是枪与笔的结合，形象表达了国家危亡之际，记者“以笔为枪”的现实追求。

　　会议选举范长江、钟期森、徐迈进为常务理事，他们分别来自背景不同的《大公报》《扫荡报》《新华日报》，一切以团结抗战为最大公约数。

　　在上海初创时，由于战事紧迫，协会章程来不及逐条细致研讨，唯有致力中华民族之解放与建设这一宗旨，是与会者达成的首要共识。此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《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章》，补齐了制度框架，清晰厘定组织任务、会员准则与议事规范。

　　团结，团结，团结！会议发布的《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大会宣言》，传递出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心声。《宣言》开宗明义地提出：

　　抗战一定能胜利，同时抗战一定会将中国腐旧的成份打掉，而在抗战过程中逐渐产生出崭新的力量，这是我们的信念。

　　与会记者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响亮地昭示：“青记”的成立是为了救亡图存，为了争取民族独立。

　　这份掷地有声的主张，迅速在新闻同业间传播开来，赢得广大进步记者的认同，纷纷以加入“青记”为荣。

　　《新闻记者》第2期中的一篇文章写道：“所谓青年记者，并不是单只限于年纪轻的记者，而是包括着一切站在时代前线，为民族国家争生存与独立、自由、幸福的记者。”也正是这样的信念，让一大批有理想、有抱负、矢志救亡的记者迅速聚拢而来。

　　仅几个月时间，“青记”便从24名会员发展到600多名。他们奋笔疾书、振臂高呼，在新闻界汇成浩浩汤汤的爱国洪流。

　　集合在“团结”这杆大旗下，“青记”跨越地域，跨越领域，汇聚起一众风云人物：越南共产党的创始人胡志明，曾是“青记”成员；写《万历十五年》的历史学家黄仁宇，曾任“青记”长沙分会常务理事；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，首次率团出席第26届联大的乔冠华，是“青记”香港分会会员。

　　一条战线：

　　一支笔，胜过百万兵

　　“青记”从成立那天起，就与抗日救亡紧密相连。1938年3月至4月的台儿庄会战，50多名中外记者前往徐州战区，开展大规模战地采访行动，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“青记”会员。

　　4月5日，范长江、陆诒赶到徐州。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握住范长江的手说：“你是著名记者，你的报道文章给我们鼓舞士气，增加决心，我代表抗战前线的将士们感谢你们。”

　　4月6日下午，不少中外记者搭军车撤回徐州，范长江、陆诒却想离战场再近一点。当晚，他们赶到距台儿庄仅3里地的小村庄——那是中国守军第31师指挥所所在地。师长池峰城已几天几夜没合眼。他指着地上说：“这里只有几捆稻草，欢迎你们在此过夜。”范长江笑着应答：“前线上打得这样热闹，即使你准备了舒服的床铺也是睡不着的。”池峰城听闻，情绪高涨起来，对他们说：“胜败存亡就看今晚了！”

　　当夜9点半，反攻令到，中国军队整夜激战，4月7日清晨收复台儿庄。战斗刚刚落幕，范长江、陆诒就登上临台支线的铁路手摇车入城，深入战壕详细观察，并回到旅部采访参战官兵。当晚，便匆匆赶回徐州，连夜整理素材、拍发新闻电讯。

　　第二天，“台儿庄大捷”的消息登上《大公报》头版头条，举国振奋。武汉10万市民高举火把沿长江举行祝捷大游行，积弱百年、屡战屡败的民族，太需要一场胜利；而让胜利传遍四方的，正是记者手中的笔。当时各大报日均刊发关于台儿庄的信息10余条。日军起初拒不承认战败，中国记者以详实报道戳破谎言，报道传至海外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评价：中国军队的意志通过文字震撼世界。

　　台儿庄战后，周恩来在武汉约见范长江、陆诒，听取汇报，高度评价他们的通讯：“你们深入前线，看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，这是记者应尽的职责。”

　　在奔赴前线的记者中，还有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成员、“青记”会员黄薇。她是新加坡《星洲日报》特派记者，也是徐州会战战地记者团中唯一的女性。

　　她不惧危险，抵近炮火纷飞的战场。为了解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斗争，她深入晋察冀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，足迹遍布40余县。“为了使海外侨胞了解敌军的实情，现将几个日军的日记和家信选译于此，请听听他们的自白、看看他们的暴行、听一听日本国内人民不堪困苦的哀鸣吧！”在《敌军日记和家书》的开头，黄薇这样写道。借由她的手，抗战的艰辛与民族的坚韧传播至南洋读者，感召大批海外侨胞捐款捐物、回国参战。

　　抗战烽火中，在“青记”的联络和感召下，大批青年记者以笔为枪、奋勇前驱。孟秋江在南口与前线士兵同生共死，写下《南口迂回线上》；女记者胡兰畦写下《大战东林寺》；《新华日报》记者李密林、潘美年、陆从道在撤退途中殉职；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成员、菲律宾《华侨商报》记者张幼庭在九江战役中牺牲。

　　前进 同志们！

　　我们是青年记者，是文化的战斗兵(哨兵，天兵)

　　在这伟大的战斗之中

　　我们要用鲜血写出民族的雄姿

　　我们要用双手广播革命的火种

　　……

　　1939年夏秋之间，一首创作于“青记”吕梁山区分会的歌曲《青年记者》，在记者群体中传唱。这首歌由分会理事石玉淦(笔名磊生)作词，布鸣配曲。石玉淦在吕梁山区一边战斗，一边宣传救亡，虽身患肺病，依旧忘我工作。《青年记者》随着流动的记者，传到抗战后方与“青记”各分会，唱出了大家以笔为戈的战斗豪情，成为记者们共同的精神号角。

　　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

　　这是一群书生兑现的诺言，他们不是战士，却敢于冲锋。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会址纪念馆有一份《抗战中牺牲的新闻记者名单》，密密麻麻的名字背后，是一张张青春的面庞、一个个鲜活的生命，他们组成了抗战烽火中坚不可破的新闻战线，可谓“一支笔，胜过百万兵”。

　　一种精神：

　　记者之家，新闻之魂

　　汉口长春里，“青记”租下的几间房子，门楣上没有匾额，却有一个温暖的名字——“记者之家”。

　　1938年9月，长江下游战事吃紧，从前线回撤武汉的记者越来越多，挤住在这里，集体生活、集体学习、集体工作。范长江评价“记者之家”说：这是集体主义的一个实验。

　　曾到访“记者之家”的编辑胡耐秋，在文章里深情地写道：

　　这里有年长的哥哥，新来的弟弟，统统在一个伟大的企图之母亲的策动下活动着！我爱着记者之家呵！正因为爱它，然而职务叫我不断出发前方，所以我还得迅速地离开它！

　　后来，长沙、桂林、重庆等地都有了这样的“记者之家”。这项“青记”的创举直到今天依然在温暖着新闻工作者。

　　“青记”更把职业操守立成规矩。1939年10月，“青记”会刊《新闻记者》发表了《记者公约》，共6条，其中第三条是“不收受非法金钱，不曲用自己笔尖”，第五条是“建立平凡坚忍之工作与生活作风”。

　　公约不在宣之于口，而在践之于行。汤恩伯曾开出一张5000元支票，说是送给范长江个人，范长江勃然大怒，把支票还给了他。青年记者冯英子孤身采访割据一方的王劲哉，对方赠他100元钱，他告辞后转身把钱送给了副官家的两个孩子。

　　炮声隆隆中，“青记”办起了自己的新闻教育。桂林的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，晚上上课，学员上百人，范长江、孟秋江、陆诒、夏衍等轮流授课，徐特立也来作过报告。香港的中国新闻学院，是“青记”香港分会创办的新闻学校，先后办了5期，毕业400多人，金仲华、乔冠华、范长江、萨空了、廖沫沙、黄药眠等都登过讲台。会刊《新闻记者》从武汉出到重庆，两卷20期、300余篇文章，是战时新闻学的一次系统性记录，也是无数青年记者案头的“课本”。

　　课堂设在炮火边缘，课本捧在流亡路上——这大概是世界新闻教育史上最悲壮的一页，也是世界新闻传播史最有力的一页。

　　组织建设和新闻教育，培养了大批青年记者，这是“青记”留给后来人的无形精神资产。

　　皖南事变后，1941年4月，国民党当局下令“青记”停止一切活动。总会被封，分会依然在活动——延安分会、晋西分会、冀中分会、晋察冀边区分会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，又坚持到全国解放。

　　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，成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栋梁：

　　——范长江曾担任新华社总编辑，1949年1月31日带着一批“新闻兵”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，参与组建《人民日报·北平版》，1950年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；

　　——恽逸群在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《解放日报》社长、总编辑。

　　——当年“青记”晋察冀边区分会理事邓拓，后来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、总编辑。

　　…………

　　1949年7月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成立，“青记”也完成了历史使命，将团结凝聚新闻工作者的接力棒，交到了中国记协手中。

　　作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16个团体之一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选派邓拓、徐迈进、恽逸群等一批由“青记”走来的新闻人赴会，参与新中国奠基大业，把战地记者在硝烟里淬炼出的新闻理想，融入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篇。

　　89年过去，“青记”成立的旧址依然矗立，“青记”那枚以笔作枪的徽章也牢牢印在中国新闻史册上。“青记”精神，在一代代新闻人身上接续传承。

　　从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，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如火如荼，从改革开放的春潮奔涌，到新时代的壮阔征途，新闻人的初心始终如一，那就是：

　　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、时代风云的记录者、社会进步的推动者、公平正义的守望者。

　　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，将继续继承和弘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，坚守初心正道，努力抒写属于新时代的胜利与荣光。

　　(李舫 张意轩 郑娜 张鹏禹)

　　(人民日报原创新闻作品)